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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刘兵:集体化时期农村卫生科普的符号化实践
  •  2017-08-29 10:17:50   作者:tm211   来源:观察者网   点击:0   评论: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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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集体化时期,政府极力在农村推广卫生知识与?#38469;酰?#36825;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多种严重疾病影响着农民的健康,推广卫生?#38469;?#19982;知识,可增强人们的体质,消除疾病;另一方面,这也是改造人们的知识,改造人们的精神,建立社会新秩序之需要,是国家权力深入民间的需要。

    知识的改造是国家权力深入民间的重要策略,知识的改造与国家权力的深入相伴而行,改造农村的传统知识,破除迷信,改造不卫生的生活方式,结束这种知识的“混乱”与“落后”状态,代之以“科学”的知识,“?#34892;頡?#30340;知识,重建农村知识新秩序。

    在这一社会情境中的农村卫生科普实践中,卫生已超出其消除疾病、增强体质的实用功能,被赋予了众多含义,使卫生成为一种含义丰富的符号,并在实践中充分利用卫生符号含义之转化,这是集体化时期农村卫生科普的核心策略。

    卫生成为一种政治性符号

    集体化时期农村卫生的推广与普及,是与农村改造联系在一起的,其目的是既要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,又要对农村文化进行改造,即通过卫生的普及与运用,来改造农村的旧文化,建立农村新气象、农村新文化。卫生普及的这种使命来自建国初期我国农村广大地区的卫生状况,也来自当时农村改造、国家重塑的需要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传染性疾病以及一些地方性疾病广泛流行,人们的生命健康受到很大威?#30149;?#24320;展群众卫生运动,提高农村卫生水平,这是当时农村卫生工作的一个必然选择。

    1952 年开始的爱国卫生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卫生推广的深入开展。而在广大农村地区,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与迷信流行在这种情况下,加强农村卫生不仅仅是为了消除疾病,还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:消除迷信、改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,?#28304;?#26469;参与构建农村生活新秩序。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(修正草案)?#20998;?#20986;:“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,养成人人讲卫生、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。讲求清洁卫生的根本精神,是为了消灭疾病,人人振奋,移风易俗,改造国家。?#20445;?#20013;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,1981)

    毛泽东也指出:“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,就是消灭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。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,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。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。除四害也是搞大鸣、大放、大辩论、大字报。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,搞出一点成绩来,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,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。我们要使这个民族振作起来。?#20445;?#27611;泽东,1957)

    农村卫生推广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卫生运动,也是一场民族精神振兴运动,一场国家建设运动。通过农村卫生运动,培养身体健康、生活方式合理、精神振作向上的新农民,?#28304;?#21040;官方话语在农村的实现,构建农村新的知识秩序,达到消除旧社会之影响,形成新社会之气象,从而实现国家权力对农村的社会控制。

    当时的卫生推广,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,其主要手段是群众运动。通过声势浩大的全民性的群众运动,制造一种卫生普及的强大阵势。“要发动群众,配合生产运动,大搞卫生工作,无论老人,小孩,青年,壮年,教?#20445;?#23398;生,男子,女子,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,大张旗鼓,大造声势,大除四害……?#20445;?#27611;泽东,1960)群众运动,能?#24576;?#20998;利用政治手段,将卫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,深入影响到每个社会成?#20445;?#26497;大地强化一种生存境域。

    农村卫生推广与普及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农民身体健康与生活环境,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重塑运动,并?#28304;?#35268;模的群众运动来开展农村卫生推广与普及,所有这一切,?#38469;?#21355;生突破了它的实用功能,赋予了卫生强大的象征作用,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,使卫生实现了符号化的转变。在农村卫生科普的实践中,卫生符号的所?#36171;?#29616;多元化,根据社会情境及政府的执政需求,赋予卫生诸多其他功能,展开了多元叙事。卫生符号的含义转换与多元叙事,是当时卫生科普的一个关键策略。

    卫生符号化的途径

    集体化时期,我国在传染病以及地方性疾病防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?#21024;停?#19968;些重大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得到?#34892;?#25511;制甚至消灭,如,天花、鼠疫、霍乱等已消灭或基本消灭。在卫生实践中,卫生的功能性已得到充分显现,这是当时卫生符号或卫生神话得以塑造的基础。

    卫生,从仅具有实用功能的一门?#38469;酰?#21040;富有丰富含义的符号,这一转变,主要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,通过语言的叙事策略,使卫生与某特定元素相联系或相区分,从而使卫生处于特定的语言体系中,使卫生与特定元素联结为一体,从而为卫生赋予其实用功能之外的其他含义,并通过特定语言的使用使卫生的符号含义得到不断强化。在此,主要通过来自文本和宣传性年画的案例分析,讨论卫生符号化的两种机制,即区分、?#21592;?#19982;联结、嫁接。

    通过区分与?#21592;齲?#20351;卫生符号化

    卫生符号的塑造途径之一,是新与旧情形的区分与?#21592;取?#26032;中国成立初期,经常通过新旧情形的?#21592;?#26469;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,诉苦就是其中的一?#20013;?#24335;。这在当时的卫生科普实践中也得到了运用。“进行卫生宣传时,举出真人真事,不说空话,或者开诉苦会,诉说在旧社会无法讲卫生的?#32431;啵?#31639;细账讲明卫生有利,也是好办法。?#20445;?#36154;诚,2006,p.353)

    在农村卫生推广的实践中,各地普遍组织了回忆诉苦、算账?#21592;取?#30495;人真事的现身说法等群众性自我教育。广大群众在旧社会无钱?#23614;。?#29983;下孩子也养不活;到了新社会不但治好了病,孩子也能健康成长。这种新旧?#21592;?#30340;事例俯拾即是。(黄树则、?#36136;?#31505;,1986, p.439)通过唤醒群众对旧社会中无医无药悲惨处境的记忆,并与新社会中有政府保障、有卫生?#38469;?#20445;障的现状进行?#21592;齲?#20351;群众体会到卫生?#38469;?#30340;在场。在这一过程中,缺乏卫生的时期对应的是悲惨的旧时代,而卫生则对应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新时代。

    这里,旧时代与新时代?#38469;?#25919;治性?#25293;睿?#26159;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分界点。旧时代与新时代之?#21592;齲?#24448;往是宣传新中国之优越性的重要手段,而在当时的农村卫生科普中,卫生也被纳入这一新与旧的?#21592;?#20043;中,使得卫生成为了一个新与旧时代?#21592;?#30340;重要范畴之一,使得卫生与缺乏卫生之间的?#21592;?#28436;变成为一种政治性的一种?#21592;取?

    塑造卫生的符号特性的另一种区分与?#21592;?#26159;价值判断的区分与?#21592;取?#22312;爱国卫生运动中,政府发出号召:“环境卫生,极为重要,一定要使?#29992;?#20859;成卫生习惯,以卫生为光荣,以不卫生为耻辱……现在,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、改造世界的意义。因此,必须大张旗鼓,大做宣传,使得家喻户晓,人人动作起来。?#20445;?#27611;泽东,1960)在这里,我们甚至已经看到了多年后“八荣八耻”的典?#36884;?#24335;,这也正印证了卫生问题的意识形态化。要做到人人动作起来,以卫生为光荣,以不卫生为耻辱,这使得卫生与不卫生并不仅仅是个习惯的问题了,而成为了一种尖锐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对立,卫生与价值观融为了一体。

    通过区分与?#21592;齲?#20351;卫生在农民生存境遇中得以突出,并且,得以凸显的卫生,是被众多元素包裹的卫生,而这众多元素包裹卫生的过程,也就是卫生之符号化得以成立的过程,通过卫生的符号化,人们被“抛入”一种新的生存境遇中。

    通过联结与嫁接,使卫生符号化

    通过特定语言的使用,使卫生与特定对象融为一体并实现语义的嫁接,使卫生成为特定对象的表征。在此,以当时比较重要的一种卫生叙事方式——卫生主题的年画为例,探讨联结与嫁接如何赋予卫生新的含义,从而使卫生成为一种符号。

    由于年画是农民过年时必不可少的文化消费品,年画?#24615;?#30528;农民价值观等丰富的生存实践信息,年画一直以来就是农民表达与?#24418;?#25991;化的一种重要媒介,广为百姓所喜爱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年画进行政治宣传。1949 年11 月26 日,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达了《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?#23613;罰?#35813;文件认为年画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工具,并确立了当年年画的宣传重点。(王树村,2002, p.287)此时的年画是政治宣传的一个重要渠道,这些年画对于全国,尤其是在信息来源较少的农村地区塑造一种特定的政治氛围,传输政府的理念,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
    利用年画宣传卫生,是这一时期年画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。其中的卫生意象,带有丰富的象征性,使卫生符号进一步丰满。如山东潍坊年画“除四害,新五子登科?#20445;?#20197;“五子登科”的年画典故,赋予新的内容,宣传“人人除四害,家家讲卫生,儿孙个个胖,黍谷年年丰”之理念。(曹淑勤,2008,p.354)这幅画的意蕴非常明白,除四害,讲卫生,能带来健康,带来丰收。同时,五位胖娃娃健康可爱的形象,也表示一种积极向上、欣?#32769;?#33635;之气象,显示了除四害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振奋之情形。

    图中所描绘的胖娃娃形象以及其场景,?#38469;搶习儺障?#38395;乐见或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景象,这?#20013;?#35937;及场景的熟悉度及其日常性,使得?#20064;?#22995;对于这幅年画很容易?#37038;埽?#20063;很容易理解其所描绘、传输的理念。同时,这幅年画价格也很便宜,非常?#23376;?#22312;农村流传。

    年画“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?#20445;?#38470;克勤,2008, p.225)描绘的是一位年轻女医生在给一位母亲怀中的儿童?#25910;?#30340;情形。医药箱和听诊器表征着这位医生的身份,也表征着卫生?#38469;酰?#32780;医生面前的母亲?#25237;?#31461;对这位医生的信赖与依靠,同时也是对卫生?#38469;?#30340;信赖与依靠。整幅画以黄、红色作为基调,?#30001;实?#20154;物形象,都透出温暖的感觉,而这种温暖感觉的核心来源就是这医药箱与听诊器,是?#25191;?#21270;的卫生?#38469;?#30340;象征。医药箱与听诊器虽然在这幅年画中所占比重不大,但却是全图的灵魂,是全图精神的来源,是全图的核心。

    图中描绘的是健康的年轻女医生的形象,意在利用年轻女性的形象,表征卫生?#38469;?#30340;温暖与亲切,塑造一种卫生?#38469;?#30340;亲和力。而这幅年画的名字“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?#20445;?#21516;样具有强大的隐喻力量,表征着卫生?#38469;?#21644;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。全图的场景具有?#25913;?#30340;生活气息,朴素、写实,而运用母?#23376;?#23401;子、百姓与医生(医生代表着卫生?#38469;酰?#20043;?#35762;?#20851;系的叠加,使得卫生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与自然。

    该年画描绘出了卫生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在场,且凸显了卫生与生活之间的联系,即生活中的卫生,生活实践中实用中的卫生,而不是与农民生活距离遥远、高高在上的卫生,赋予了卫生浓厚的生活性,凸显了卫生作为农民生活实践的一部分。


    年画“人人讲卫生,家家爱清洁?#20445;?#38470;克勤,2008, p.114)由魏瀛洲创作于1956 年。该年画由数幅画组成,左边与右边分别有三幅小画,分别描绘不同场所中的生产与生活中的卫生行为。中间一幅大图,描绘的农家庭院中打扫卫生、张贴对联的情形,画中人物欢乐详和,对联上写着“身体健康?#20445;?#38498;中有两堆高高的谷仓,这象征着讲卫生会使大家身体健康,粮食丰收,人人心情快乐,精神振作。在中间这幅图的左上方,?#26376;?#20986;一个高压电架的一角,表征着科学?#38469;?#22312;改善着农民的生活。而整幅年画则表征着利用科学?#38469;酢?#35762;卫生爱清洁的生活方式使得农民生活蒸蒸日上,精神面貌欣?#32769;?#33635;。

    该年画中有几个重要元素:卫生?#38469;?#21450;其应用,戴红领巾的小朋友以及健康、向上的百姓,高高的谷仓、清洁的农家院落、丰收的田野等,这?#38469;?#34920;达卫生意象相关内容的重要元素,表征着卫生的多重功用及其政治蕴含。同时,高压电线(架)作为农村?#25191;?#21270;的重要?#38469;?#20803;素,表征着“人人讲卫生、家家爱清洁”情境中的农村在向着?#25191;?#21270;快速发展。

    年画“人人讲卫生,家家爱清洁”既描述了卫生带给人们的健康生活,同时,也表达了卫生的生活方式带给人们的精神愉悦。更进一步来说,该年画表现了政治改造后的新农村,表征着新的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新的生活实践,同时,也展现着一种新的政治空间,卫生符号成为刻画这种政治空间的一个重要元素,而在参与这种政治空间的塑造过程中,卫生的符号化得以实现。

    卫生符号的特点与作用

    集体化时期,新中国刚刚建立,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。与此同时,国家正处在新中国的塑造与新公民的塑造之中。与此相对应,农村卫生科普工作在两个层面上参与着国家重建。一是物质层面,在农村推广卫生?#38469;酰?#25552;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;另一层面,是精神层面,通过发展卫生科普?#20081;担?#23459;传?#25191;?#21355;生理念与知识,改造农村人民群众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理念,破除迷信,振作精神,?#28304;?#21040;新公民之塑造,卫生推广成为塑造新公民与新社会的工具。

    卫生的这两重用途,特别是在后一层面,实际上是超出了卫生之实用功能,而卫生之新功能的实现,借助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卫生的符号化转变。卫生符号化的实现,得益于特定语言(包括文本与图形)的运用,这种语言主要来自政府的宣传与塑造,卫生符号的核心属性是政治性。卫生科普关注身体的健康与思想的改造,但在其背后更为基础或核心的目标,则是实现身体的政治化改造,身体的卫生化是实现身体政治化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    卫生之符号化,?#20174;沉?#29305;定社会情境中关于卫生的叙事。卫生的符号化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,它有助于卫生的神话得以成功塑造。卫生的符号化为卫生科普提供了一股强大的动力,推动着农村卫生科普的深入发展。但是,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卫生符号化之后,人们所体验所感知的实际上是政治性所主导的卫生符号,在这种政治性卫生符号的引导下,人们对卫生持有积极的态度,但是,对于卫生之方法以及卫生所蕴含之思想、精神并不了解,这就容易导致一种对于卫生片面的认识。卫生的符号化?#20174;沉?#21355;生的社会性存在,随着社会环境的不同,卫生之符号化会具有不同的特性,而在集体化时期,卫生符号的政治性使卫生以及卫生科普具有了强大的政治属性。

    当然,这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色。在最宽泛的意义,像卫生等与“科学”相关的传播普及,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某种意识形态相联系,只不过不同时期其联系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。但从本文所分析的集体化时期的这种与卫生科普相关的政治属性,对于我们今天反思科普问题,更全面地理解科普的本性,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。

    【本文选自《多视角下的科学传播研究?#36820;?#20108;章科学传播与视觉文化,第六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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